土改
作者：侯靖澜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59300/answer/6322466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土改，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无论土鳖和果党，都绕不开的一页，这次运动从始至终伴随着腥风血雨，能否正确认识其本质，而不进行道德和人性的批判，是很难的。对此，先引两段人物言论，两个人物，分别身处国、共两大阵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中最精英的群体。不妨看一看，他们对土改的认知。“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李学先老人，是土鳖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年轻时代，参加地方农民运动，带领“赤卫队”强行分了自家的田地，并没收了自己父亲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终身未得到父亲的原谅。郑道儒老先生，世代书香门第，大田主传家，终身反对土鳖的“赤色激进主义”，1949年后逃亡台湾，任流亡政府的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主持了台湾南部广大地区的土改工作，向权力机关移交、最终处死的地主超过6700人。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异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同进行土改，并身体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与阶级。可见，对于土改的问题，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无论国、共，是有志一同的。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将局面让与共。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这里，我们看一下张静江是怎么说土改的：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果党歼敌一亿，胜利转进台湾，蒋校长整肃党纪，清除异己，才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可见土改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土鳖的专利。有几个关键性的数据是讨论中国大地上土改所必须了解的，也是回答“地主招谁惹谁”问题的。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1949年，中国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从未高于100公斤；1950年，农业直接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种杂捐、厘金、间接税等，农业相关税收要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收获物的5成。如果，当年中国的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样是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危机（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和原材料……如果……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缴纳皇粮国税后，还有高达收获物5成的地租，这才是真实现状！公平地说，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及自然经济的低效率面前，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凶。有兴趣可以去查找“减租减息”或“三七五减租”的资料，而且就是这个抗战时土鳖推出的妥协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因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当年也远谈不上富足。但是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如果用房租类比就相当于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后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这样极为沉重的负担下，稍有灾病不测就是死路一条。“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注：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四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火药库，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势不可挡。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这是地主阶级的原罪！既然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灭，别无它途。有的人也说了，大陆土改应该学习台湾，人性化一些。对此，呵呵……看了下面你会毁三观的。参考台湾经验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陆以赎买全国2/3耕地约9亿多亩，赎买价为（耕地2。5倍年产量×平均单产70公斤）计算，再以官方汇率2。227和每斤粮价0。06元人民币计算，共需约1。6亿吨的粮食，或约80亿美元，或约180亿人民币！或超过100亿亿元的金圆券（以每石粮价4亿元金圆券计算）！请注意，土改前平均地租为5成，耕地2。5倍年产量的赎买价仅相当于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如果要真正的和平赎买、和平土改，就必须有较合理的价格——20年的年产值，这至少需640亿美元！而1952年中国GDP不过679亿人民币，财政收入174亿人民币，按官方汇率2。227分别折合305亿美元和79亿美元。台湾席卷全国资一岛，以运台黄金为台币准备金稳定币值，以人均165美元的美国无偿经援、迁台工厂和没收的日企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陆数十倍于小岛的规模，国府有这个能力？更何况，台湾的土地改革绝非某些人所想象的“和平”，所谓的“公平价”仅为耕地2。5倍年产量（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债券（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3成是公营企业的股票，一分钱现金也没有！如果你有一间年收租金2万元的门面，国家宣布用3万元的联想公司股票交换，外加每年付8000多元，共付10年结清，你愿意吗？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如果蒋介石在大陆时和台湾一样搞土改，上午颁令，肯定下午就去见孙中山汇报他的《耕者有其田法》了。1928到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仅仅推行“二五减租”刚提到“赎买、土改”，就导致大量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乡村党部被捣毁，土改专员被刺杀甚至武装叛乱，以其老蒋钦赐的“革命导师”身份也只好悻悻作罢。不要告诉我台湾地主比浙江地主觉悟高，更热爱民国政府。幸好台湾人民刚经过“二二八”的洗礼，幸好是由六十万果军看守着不到千万的“国民”，最关键是，幸好果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而且他们还有枪，刮民党的节操嘛，你懂的。所以，陈诚下令：对反抗“三七五减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三七五减租”情况时，曾公开宣称：“搞‘三七五减租’，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是不是很人性化？是不是很高大上？这些话可比土鳖土改那些人有水平得多了。“三七五减租”就已是“调皮捣蛋不要脸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执行时，要财“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过他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呼声都淹没在了1949到1956年最为血腥的枪声之中，在当时和后世被国府以“共谍”等各色名目掩盖了，成就了台湾土改“和平的圆满收官”的神话。一群地主，在家乡被果党强行剥夺土地之后，又到异乡以“***”的名义，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强行剥夺了，这算一种黑色幽默吗？据说，现在台湾的绿营，有很多就是那时候地主后代，难怪他们如此恨果党。台湾的土改，成功确实是成功，“和平”却未必！而从它的成功基础来看，它这个“典范”恐怕全世界也没有谁有条件学习吧。以上所述，是中国两岸两党土改的情况。那么，中国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呢?答案是，没有不同。所有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后进国家，或称后发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并产生了几乎相同的社会效果。发布于 2015-09-11
作者：李亦可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59300/answer/20960235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来说点民间视角的叙事吧。就如同你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利国利民、功泽万代我也不想反驳，你说秦始皇罪恶暴虐我也不去附和，我想说的是民间孟姜女的故事也同样需要有人说说的，我打小就喜欢听老人讲旧事，就说些我听到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民间生态及其心态吧，民间叙事当然会有不尽全面的地方，权当一听。历史并没那么简单绝对，真实历史是复杂纠结的。我党的土改，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暴力在农村实现土地的再分配。在我看来，土改的最重大意义就是使我党获得了来自基层的支持。但同时，我也没说它使我党那时就收获了民心。这两者有区别的。我和一般人包括很多大v专家在内最大的区别是，在他们讲述的国共史中往往有个默认前提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从小就对这个论调保持距离。我的家乡传说里最多的就是这个地方被朱元璋屠城的传说了，传说内容五花八门，从小朱要饭的时候被本地老祖宗欺负了，小朱对天发誓得势后定要本地人畜不留；到老朱登基后，刘伯温夜观天象说本地要出天子了，老朱决定对这块地“摇篮过刀”……后来了解地方志才知道，其实就是朱元璋和陈友谅争霸苦战获胜后，对陈的基本盘湘江流域进行了无差别屠戮，而且这块土地宋末被蒙古兵屠，元末被明军屠，明末被清兵屠，就是地方志上的“三屠”。而他们后来都得了天下，所以在我眼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很有误导性。纷乱之世哪那么容易去俘获人心，能在道统法统上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已属不易，要真正收获人心还得靠得天下之后的建设宣传工作。仔细想象，得民心只是天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如同勤奋于成功，不勤奋者难成功，但是不是说勤奋者就会成功，成功人士讲授经验时往往喜欢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自己的艰苦奋斗史，这大多是自我贴金的心灵鸡汤，而不是关键所在。那关键是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得民力者得天下，得天下你需要从基层得到相对更多的支持，而这些说到底都要基层的组织制度找原因。朱元璋的基层户籍组织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在乱世具有更强的组织效率，对基层资源的吸收整合更有制度优势，这才是他们得天下的关键。当然，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马背上能得天下，但是马背上不能治天下，这是没错的。扯远了，说回土改前后的历史。我从民间叙事里得到的印象在解放前广大农村地区，至少是我们这块国统区的农村，对国共内战的心态是：神仙打架，自求多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谁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支持谁反对谁其实都谈不上，最大的民心是不打仗天下太平最好了。他们甚至抗日战争时日军和国军都分不太清，反正自从军阀混战以来，见了当兵的就跑，当兵的在他们口中叫“粮子人”，都不是好人。就算到解放前后，底层民众处于之前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惯性里，对我党的恐惧心理还有众多表现，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民间谣言。民间谣言是需要民间情绪作为传播基础的，建国后北方众多省份的“毛孩子传言”都还波及数省，大概内容是，有个毛孩子晚上会来割小孩子蛋蛋，去给苏联人作原子弹。结果是数省壮年男子彻夜不眠，持棍棒给妻儿守夜。这谣言后来平息时把原因归结于“国民党特务”的造谣，在官方把任何负面因素都指向特务的特殊年代，当中肯定有特务推波助澜，但是我觉得他的土壤还是民间因无知导致的恐慌情绪。清末以来，有对神奇事物恐慌的附会传统，一物太过神奇必有蹊跷。比如酿成天津教案的谣言就是因为对西药的疗效过于神奇，使得民间传言西药的神奇是因为洋教堂用小孩子眼睛做药，使得民众冲击教堂杀洋人。而这则谣言的继承了这个点，对原子弹威力过于神奇，把原子弹和小孩子蛋蛋联系在一起，然后把民间传说在河里拉人下水的毛猴子（毛孩子）和我党领导人的名字结合，拼凑出的一个惊动中央谣言。再说一则我们本地解放前的谣言。那时传说共产党要来了，就有一则流言大肆传播，说共产党来了后，女孩子出嫁再也不能坐花轿了（针对我党移风易俗的政策具有一定事实基础），而是要被红绳子绑着，然后夫家用红绳子牵回家去（可能用红绳子牵回去来源于北方婚礼礼俗的男女双方牵着红绸子做的彩带彩花），这下可好，本地境内掀起适婚少女找夫家的狂潮，在湖南和平解放之前众多家庭为了女儿出嫁能坐花轿突击把女儿嫁了，我奶奶随着这波狂潮十几岁就嫁人了……可见当时的民间对我党并不可能是无条件拥抱、天然就拥护了，对不太了解的新政权的恐慌是在所难免的，我党要深入人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土改使底层大多数投入到我党的阵营，当时热情洋溢投身其中其实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半推半就推着走，但是他们都为我党的胜利前进注入了动力。所以说得民心和得民力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得到民众支持，和得到民众的拥护实际上是有微妙区别的。当然，我党经过后来历次运动和宣传，最终收拾了民心、整合了民意，这是后话。不得民心也能收获人民的支持？这是不是太扯了！？很多读者现在一定感到困惑甚至震惊。从管理学上说，菩萨心肠是能收获民心，但是未必能得到下层的支持，就如同老好人领导不一定是个优秀的管理者。而很多时候霹雳手段确实让人厌恶只要辅以组织上的技术手段，那么即使不得民心也能收获支持。如果不明白，为了说明不得人心也可得民力，我再举一个典型而极端的例子，他也来自民间的传说：“长毛贼的故事”。涉及到农民起义的主题，民间叙述中最多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传说中的“长毛贼”有种惯用的手法就是，到了一地有组织性地把当地劫掠一空，然后付之一炬，但是他们不会滥杀，只是单纯地断人活路，然后和你说“兄弟，这都是天命，也不能怪我们，我们那也是被这样搞的，你有亲友投靠就投靠亲友，没亲友投靠就投靠我们吧，不然你也没了活路……”这时你该怎么办？做个热血汉子：“和你们这群强盗拼啦！”那你铁定死了，很可能全家被杀。做个能屈能伸的君子：“惹不起还躲不起么？非暴力不合作！”没出路的话那全家的确实如他们所说，活路不大……所以，往往大多数的选择是：入伙吧！击鼓传花抢下家，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下一个倒霉鬼……就如同一个传销组织里面，不会全是一心一意觉得自己光荣正确的傻叉，还有一部分只是想拉人垫背的试图止损者，当他们拉够一定人头，又会激起他们从此出人头地走上人生巅峰的野心。这就是历史大潮裹挟的力量，一般人是无法抗拒的，所以后来很多小伙伴无法理解《水浒传》里面有些所谓的好汉，全家都被梁山给害死了，竟然还去入伙？我却一开始就很理解，因为不入伙的，都死了。举这个例子完全没有影射谁的意思，我就是想简单明快地论证自己的一个观点：民心和民力并非总是一体的，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在组织技术面前是分离的。在乱世谁更带来稳定谁就能收获支持，谁能带来活路谁就能得到支持。能够滚雪球的组织制度，有时不是收服了人心，而是他们收服了人的欲望，哪怕有时候满足的欲望只是最基本的求生欲。回到土改的这个点，可以说土改成为了我党获胜的基层组织关键。从九十年前南昌起义开始，我党总结失败经验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地主的打击不够，起义后超过五十亩土地的地主才被打倒是不行的，很难获得基层的支持，所以后来我党上井冈山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口号就简单明快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而老蒋败退台湾后，总结经验教训他都觉得他失败的根本也在于对手的土改这一手太绝了。类似于老玫瑰死前对色后的评价，我在牌面上机关算尽觉得占尽优势，千算万算没想到她竟然会掀桌子……因为正是因为土改，我党打碎了基层的传统经济关系、撕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使自己入主为基层的组织核心，进而收获了农村基层的支持，不管他们当中有多少是热血其中，还是冷眼随流，客观上他们都成了我党胜利的基石。那土改是个什么过程了？还是以我所致的民间叙述找点生动些的点吧。土改当然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扫清了“反动武装”，然后工作组下乡。老实说要深入土改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当地阶级矛盾尖锐、对立情绪严重当然好办，操作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地方的原有秩序实际上是相当牢固的，你想想千年来都差不多是这么个乡绅自治的传统，而且所谓的大地主未必就一个个都是穷凶极恶的嘴脸，反而他们是具有一定威信在民间的。为了使同学们感同身受，那你就先把我想象成工作组负责人，把你们想象成当时我的工作对象，我的任务是你们来批斗你们的老师或者老板，认清他们的“罪恶本质”。不是所有的老板和老师都是令人憎恶的吧？反而他们的大多数之前在你们面前是有话语权的，那我怎么入手？首先，我是有武力作为后盾的，他们对于我是不敢过于造次的，我要做的是循循诱导，首先调查走访你们这个班或者这个公司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对你们老大有不满倾向明显的人找出来，先个别走访做工作，之后的批斗会上他们会成为发言的先锋。然后批斗会上，先让先锋发言，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之前群体中的边缘人物，他们也不敢过于激进，一般指出批斗对象的问题都是，他误会过我、他骂过我，某一次我请假他不准假这类小事。然后工作组就出来“升华下”，“什么！？他竟然骂过你蠢猪？！……什么？剥削阶级天天逍遥快活，你们累死累活一天假都不准？”……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一个剥削阶级竟然骂劳动者为蠢猪？”……把小问题上纲上线后，号召其他人继续指出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自身不易和伟大，自己竟然这么伟大？群众在自身身份认同的自豪感中很容易唤起参与感。而对于批判对象，记住首先不是要批判谁，而是要让批斗对象认清自己也许都不清楚的阶级本质，这是在帮助他。工作组在其中只需扮演主持人的角色，不断引导就可。现如今一个有经验有套路的好的主持人人，他可以让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以让一个内向的人在培训会上肆意狂野，可以让一个节俭吝啬的人血拼豪买。那个时代的工作组也同样可以引到批斗会上躁起来、嗨起来。当气氛活跃起来后，我突然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批你的老板就能分你一套房，别犹豫，这是你应得的！你干不干？你不干会不会有人干？别人干了你会不会干？有人出头气氛就活跃了，气氛活跃了就只要静观其变了。再想想反日游行中，政府只旁观了几天，就有人砸日系车进而爆日系车主的头。如果更长时间放纵，会不会有激进者跑到日系车车主家里砸车，进而会不会发展到会有人抢砸日系车主的家？（这么一想，文革那么千奇八怪也就不奇怪了。）总之，工作组前期还需因势利导，后来群众躁动起来后只需把握着底线，到了群众喊打喊杀时出来踩刹车即可，在解放前的激进土改中往往会放纵群众打死些人（国共内战时，我党越弱势时土改越激烈激进，康生主持的山西土改为了刺激屌丝甚至打杀地主后能睡他们的姨太太和大小姐，而我党越得势时土改反而越平缓。）反正我们这里的土改算是相对平缓，大地主都跑了，留下的中小地主找就顶替上来，批斗会上打死人已经没有听闻了，批够了等到公审大会上宣判枪毙些，我奶奶亲见公审大会上地主脚踝被枪托砸的鲜血淋淋，而且行刑时要本地积极分子里面的年轻人去开枪，事毕就入伍随部队南下了，转业后成为本地基层骨干。剩下的地主成为了以后历次运动的批斗对象，这之后被批死斗死的倒是没有，但是无法忍受自杀的不在少数。我听到的细节就是，批斗时有绑人能手绑绳子特厉害，脖子上和两只手的大拇指会绑成一条直线，后面留个绳子尾巴，批斗时冷不丁轻轻往下一拉，那人就会疼得嗷嗷叫同时手上抬、头下低，成了人们的娱乐现场的对象了，“吊边猪”就是绑个大拇指和大脚趾把人吊起来，还有让“地主婆”怀孕时寒冬腊月在“扮桶”（扮稻子的方形大木桶）摸泥鳅……这些恶趣味其实同情者是多数，但是那个时代只要有少数人这么搞，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同情者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对此同情和反感，又会上升到抵触和憎恶吗？那又未必，他们的心态就和现在“打小偷”那种心态时一致的。对于整人者来说，被整者远比小偷可恶，小偷都可以往死里打，他们无论下手多狠都是为国为民。对围观者来说，被整的值得同情，整人者太过了，但是没有原则错误。就是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被整的地主们着实可怜，但是他们只是时代的祭品。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时代的祭品一词多解释一段。我记得小时候老一辈人吵架时可比现在恶毒多了，现在无非上下其操，旧时可一开口就是直奔人祖宗十八代，骂小孩子化生子（一种总让母亲难产小孩夭折的小恶灵），骂老人绝代鬼，最常听到的还包括“杀千刀的（诅咒对方被凌迟）”而与之对应的回骂常是"点天灯的"或者“祭窑的”，那时候我对这个“祭窑”就相当不解，祭窑的不就是杀鸡宰羊吗？骂人动物似乎和前者相比威力不够啊……后来听老辈人的解释是，其实有时候有大型公共工程，比如筑坝修桥，那时候往往会开工烧窑前提前申请在那里杀个死囚，其实就是变相的祭窑……对于孩提时的我来说听起来相当恐怖，但是我还是不解：那后者也只是砍头啊，比起被杀千刀还是不在一个量级啊，然后老人们说，那你就不懂了，被祭窑的和杀千刀一样可怕，因为杀千刀只是肉体上痛苦，后者灵魂上就永世不能超生了……所以，时代的祭品这个词其实相当悲催，在民间视野里：地主就是新时代这口大窑的祭品。他们眼里的祭司，似乎没啥错误，还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他们眼里的祭品，似乎也无所谓对错，惨是确实惨，但这些都是命。我眼里，旧时代的人最悲凉的两个字，就是：认命。而最孤独的两个字是：认理。编辑于 2017-08-07